醫藥網1月17日訊　在新一輪國家醫保談判中，有70個新增品種談判成功，平均降幅60.7%。乙肝用藥降幅85%以上，腫瘤糖尿病降幅65%以上。31個續約藥品中有27個談判成功，降幅26.4%。談判成功的藥品，多為近年來新上市、并且具有較高臨床價值。

 

　　據專家表示，此次醫保目錄談判，多個全球知名的“貴族藥”被標出了“平民價”，進口藥品基本都給出了全球最低價。保守估計，通過談判降價和醫保報銷，患者個人負擔水平將降至原來的20%以下，個別藥品甚至可能會降至5%以下。

 

 

　　在以上2019TOP50降價榜單中，我們首先看到：價格降幅最大的藥品里，生物藥、化學藥、中成藥都有，單位價格層次在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塊、幾毛的都有。改革前的藥品終端價格和受改革影響降下來的價格在兩條軌道。

 

　　無論帶量采購擴圍，還是醫保目錄談判，吸引藥企的重點在于擴大市場空間，以此同時，相關企業必須主動或被動地參與藥物經濟學評價，不是暴露售價，就是暴露營銷模式與結構，甚至暴露成本。比較一開，無盡猜測。

 

 

　　在醫保目錄談判降幅中：銀杏內酯注射液降價84.87%、精氨酸谷氨酸降價84.75%、阿達木單抗降價83.5%。

 

　　在醫保目錄談判降幅中：芪芎通絡膠囊降價81.3%、痰熱清膠囊降價80.45%、注射用丹參多酚酸降價80.27%、西紅花總苷片降價80%、利多卡因降價79.12%。

 

　　在醫保目錄談判降幅中：甘草酸單銨半胱氨酸氯化鈉降價75.74%、釓特醇降價74.91%、地塞米松降價73.54%、杜蛭丸降價73.51%、達格列凈降價73.23%、他氟前列素降價72.3%。

 

　　帶量采購是直接點出品種。醫保談判則更強調點將、點出藥品。從上面引用的醫保談判降價結果看，盡管醫保談判主要是一對一形式，是不完全競爭的招采形式，但難能可貴，各家藥企交出價格大幅妥協的答案，總體效果良好。

 

　　對于價格大幅妥協的中成藥品種，如果不能在醫保支付框架內實現銷售放量，對醫保、對藥企、對患者都毫無意義。銷售放量成功，一家藥品價格可能影響一類適應癥的藥品價格，這一類適應癥藥品價格調整能廣泛地渲染市場價。

 

　　砍價器是天下之公器，中選者創新力須與之呼應。相關供應商基于自身生產和營銷能力，抓緊在成交價格水平上應供盡供，盡一切努力避免被邊緣化、被短缺，避免成為“只能在醫保框架內銷售、卻又銷售不好”的重點監控品種。

 

 

　　醫保談判對象里，彼此心態復雜，既有新藥特藥支持，又有高價虛價打壓。談判失敗很正常。帶量采購天然為藥企提出被動場景，要求藥企在價格被動中尋找技術達標與成本控制的出路。

 

　　三醫聯動，漸漸織出藥品招采三張大網。一是醫藥改革為基的帶量采購，二是醫保改革為基的國家談判，三是醫院改革為基的GPO機制。

 

　　對于創新藥、罕見病用藥、中成藥，去哪張網更合適呢？隨著價格常態監管、藥物經濟學評價、低價格聯動等，網有個性也有共性。

 

 

　　對2019年TOP50降價榜單的藥品，做藥物經濟學評價和經濟測算時，有一個預算總盤子。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啟用目錄后，能繼續專項、定期、日常地監測落地執行情況。對醫保來說，價格騰籠首先能換來病例數、用藥量的適度增加，其次觀察專門節省下來的資金空間，思考可換的改革空間成效。

 

　　對藥企來說，不管是被動又積極參與帶量采購，還是懷著復雜心態參加醫保談判，總有一些品種上的放量嘗試是虧損的。個中原因，或許有成交價格難以達到期望利潤平衡、或許有降價藥企難以獲得采購方青睞、或許有正常進入醫保目錄藥品的價格剪刀差等。從發生數據回溯，使新方案能夠揚長避短。

 

 

　　本輪談判允許藥企選擇談判價格是否保密，最終共計47款藥品（46款西藥、1款中藥）選擇了價格保密，包括諾華旗下的三款藥品。

 

　　本輪談判中對6個丙肝藥僅允許2個全療程費用最低的藥品進入目錄，同時承諾2年內不再納入新的同類藥品，競爭性談判有成效。

 

　　在三張大網里，價格是多方博弈的核心問題。成交價從產品自身看，做到歷史最低，從橫向比較看，做到較低、更低。這些目標受制于我們現階段的藥品支付能力及意愿，同時受制于市場比較、產業缺乏所產生的價格錨定問題。

 

　　圍繞著價格，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：

 

　　一是對定點生產藥，宜適時充分做好成本研究、聯供研究；

 

　　二是對仿制藥定量管理，調查摸清成本財務構成；

 

　　三是對跨國藥企定性管理，逐步取消非市場化的成本障礙，鼓勵資本及研發合作。

 

　　我們看到，阿斯利康在北京建北部總部，諾華愿意為三款產品奉獻最低價。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減稅、降費、加大外資準入是涉及外商投資的三個突出關鍵詞。在帶量采購、醫保談判、GPO三張大網的現狀及未來，確保外商的合理利益訴求，重視跨國藥企的知識產權，給予外企充分必要的抗訴權，對產業生態安全與發展十分重要。

 

　　任何時候都有競爭、壓力環境下需要創新，多層次、高水平的創新活動能引領供給側改革圍繞需求側參與得又快又好。